广州开发区政策研究室 李耀尧
当前，我国正在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但真正能够实现自主创新的组织或区域仍然不多见。作为创新发展的主战场，国家高新区虽然具备了一定的创新能力和较强的经济实力，但是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相当的差距。围绕“改革创新、升级发展”命题，本文要解决的问题是，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否成为国家高新区发展主线?或者将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纳入国家高新区创新发展路线图，需要怎样的政策环境支撑?这是新时代对国家高新区发展提出一道课题。
为何要关注科技型中小企业
科技型中小企业是以科技人员为主体，由科技人员创办、主要从事高新技术产品研发、生产、销售，以技术创新为核心、科技成果产业化为主要内容的知识密集型的中小规模公司。按照我国的标准，年销售收入和资产总额小于5亿元，职工人数少于500人，大专以上学历占比高于30%，研发人员占比超过10%，研发经费占比超过3%，销售利润率超过20%，资产负债率低于70%的企业可被认定为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之所以成为创新发展的重要标志，是因为这类企业所处地位及肩负的重任决定的。
一、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创新主力军。从理论上考察，创新发展的主线可归结为企业成长问题。而企业成长理论经历几个发展阶段——古典经济学(规模经济理论、范围经济理论)、制度经济学(企业边界理论、交易费用理论)、企业内生因素学派(Penrose代表)(企业资源理论：企业资源—企业能力—企业成长)，其核心理论是解决企业的专业化、技术化与资源整合能力。从实践上观察，科技型中小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要载体和生力军。以我国国家高新区为例，2015年科技型中小企业达到6.8万家，占园区企业总数的91%，发明专利占全国总数的25%，研发经费投入(R&D)强度(R&D/GDP)为5.4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3倍。在美国，近70%以上专利与科技成果由科技型中小企业创造，科技型中小企业专利是大企业的2倍多;我国科技型中小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占比达到65%，超过80%的新产品和新技术由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
二、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增长的新动能。在有中国特色的经济增长模式中，人们往往关注的是“高大上”的龙头企业，因为这些巨型企业能够带来短期增长。然而，由于规模或垄断的天然驱使，其创新的内生动力并不足。与此相反，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取得生存空间，必须以创新能量谋求发展。国内外大量的创新实践证明，一旦条件和机会成熟，科技型中小企业将呈现爆发式增长。在中国经济新常态下，成为经济增长新生力量的是科技型中小企业。以广州开发区为例，近两年来广州开发区传统产业已经处于下行空间，一些过去增长巨头甚至出现负增长，而科技型中小企业却以20%-30%的速度增长。深圳市亦是如此。该市300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中，70%以上是科技型中小企业，近年来也是以30%左右的速度高速增长，形成了新一轮创新发展浪潮。
三、科技型中小企业是发展的新引擎。发展重于增长，发展比增长要求更为丰富的内涵，要求有可持续增长动力机制。从市场主体看，科技型中小企业因其理念新、活力强，已成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要力量。科技型中小企业作为经济创新发展的“新引擎”，“新”就新在增长理念新、增长动力新、增长路径新、增长的可持续新。国内外大量的实践经验表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功带来了观念变化、要素创新、就业增长、结构优化、绩效改善等方面的变革。与传统经济模式消耗资源、支付环境代价等比较，科技型中小企业正是我国经济新常态背景下实现科学发展的新引擎。
四、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成长的新烦恼。虽然前面三个方面令人振奋，但是科技型中小企业属于“高风险、高投入、高成长、长周期”的特殊企业。“三高一长”特点使得科技型中小企业面临成长过程中的“烦恼”：融资难，长不大;人才缺，举步艰;市场大，体量小;转化低，成长慢等。虽然许多地方为此进行改革创新，但仍然脱离不了大的境况，仍然没有根本性的制度变革。换言之，在现行体制及机制设计下，科技型中小企业往往不被看好，随时可能步入发展的“死亡谷”，即便在国家高新区也是改善甚微。这一状况如果不能得到改变，国家高新区担负区域创新主体的任务将难以完成，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也难以真正实施到位。
发达国家如何发展中小企业
如果我们观察发达国家发展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做法，就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在美国、德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已经具备完善的政策法律环境。
一、产业规划——中小企业成长空间。科技产业规划无疑是创新发展的先行之举，在此方面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值得我们学习与借鉴。例如，美国硅谷依托美国斯坦福大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名校，围绕技术开发重点发展电子信息、软件开发、生物技术，打造重技术、轻资产型的全球最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德国柏林的亨利希斯多夫产业园，一开始就定位生物技术开发，政府投资2000万欧元打造公共平台，催生出生物技术及其关联产业知名企业。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扶持政策到位，德国隐性冠军企业风靡全球(占比超过50%)，成为高端制造领域的技术龙头，“德国工业4.0”也成为全球许多国家发展的标杆。
二、要素供给——中小企业成长基石。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关键要素在于技术、人才、资金、制度、政策等，这决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能力和成长能力。例如，在政产学研合作方面，美国组建了面向相关产业的研究中心，加速高校、科研院所研究成果的产业化进程，引导企业与科研院所共同开发技术项目，这些活动中，政府都拿出“真金白银”。德国形成了企业主导、政府主导型模式，且大都得到了政府资助。日本政府拨付政策性金融机构大量资本金，为中小企业发放低息贷款。此外，日本还注重通过中小投资育成公司和风投机构解决企业融资问题，前者以接受科技型中小企业新增股份、可转换债券的投资方式提供融资支持，后者对新兴的、创造型的科技型中小企业直接提供金融援助。
三、政府服务——中小企业成长保姆。科技型中小企业需要政府支持与行业支撑，这有赖于完备的科技服务体系建设，发达国家政府提供的经验完全可以学习借鉴。例如，美国早在1953年就成立了小企业管理局,设立私人经营的小型企业投资公司(SBIC)。1953年，日本也成立了中小企业金融公库，鼓励设立中小投资育成公司、大量风险投资机构，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全方位服务。
四、政策驱动——中小企业成长保障。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需要良好的宏观政策环境，其中的关键因素是精准的科技政策支持。例如，1953年，美国就出台了《小企业法》《小企业投资法案》(SBIA),SBIC发起人每投资1美元到风投项目中，就能从政府获得4美元的借款(利率仅为2%)。此外，美国还建立了世界上最多的科技企业孵化器，美国联邦政府对孵化器的所有投资占其总投资的51%-57%。日本号称是产业政策的创造者，为科技型中小企业制定了各种税收优惠政策，包括机械设备特别折旧制度和IT投资优惠制度。
需要何种创新发展思维
毫无疑问，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已经成为各地的头号战略，特别是国家高新区要勇于担当。但口号不能停留在空中，必须要落在抓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实处，实现创新发展中的思维变革。从实战上分析，就是如何抓住创新发展路径。具体来说，就是围绕创新能力、创新绩效、创新环境等方面，用何种新思维、新路子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既要有内生因素(企业)，更要有外部促进动力(政府)支撑。
一、抓”中小”就是抓创新——重视。由于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新性、技术性、高成长性等特性决定，科技创新的主体就是这类企业，因此抓中小科技型企业发展，本质上就是抓住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主线。在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布局下，这一思想观念应毫不动摇，并且要贯穿到区域技术创新和产业创新的始终。对于经济性功能区，国家级经济技术开发区要向高新区转型，国家高新区要回归高新区功能定位，两类开发区应成为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发展的“天堂”，国家高新区更是责无旁贷。
二、没有数量就没有质量——育苗。科技型中小企业具有鲜明的生命运行规律。美国中小企业寿命达到4年的只有50%，达到8年的仅占30%，而我国中小企业生命周期更短(我国工业部门统计平均寿命约4年、寿龄在10年以上仅占15%)，这也意味着4年内至少一半的企业要破产、死亡。因此，必须强调企业数量，只有大力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最大限度地实施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做大做强科技型中小企业数量，才有可能保存一批科技企业精英。截至2017年年底，我国纳入世界一流园区管理的6家国家高新区，平均每家国家高新区拥有科技企业1.5万家，这为科技创新及产业化发展奠定良好基础。
三、满天星星辉映着月亮——成林。把一大批创新的“苗子”培育成科技创新的“参天大树”，这是国家高新区的崇高使命。科技型中小企业从星星到月亮、到恒星，需要一个持久的发展过程。
一方面，企业自身要沉得下心思、耐得住寂寞、守得住“煎熬”，专心致志抓好技术创新及产业化。
另一方面，政府要全力扶持、大胆支持、营造环境，充分运用各种资源配套帮助，创新企业发展的各类环境与基础条件，将科技型中小企业培育成参天大树。
四、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投入。没有投入就没有产出，没有科技投入就没有创新回报。国际经验表明，完全靠政府投入肯定会失败，但政府不投入又肯定不行。如果说国家高新区取得了创新成果，那应得益于前期产值驱动发展的贡献，积累了创新的原始资本，使得管委会有能力支付创新的成本。接下来，无疑更要加大对创新的投入。在创新产出的长周期内，务必要构建一个投入体系，以确保创新的可持续，直到投入与产出达到良性循环为止。
笔者认为，这一投入体系依然应是由政府、企业、社会资本三方组成，但投入的阶段应有所不同：对于种子期的创新企业，政府和社会的投入应占大部分，以帮助企业渡过死亡期;对于初创期的创新企业，政府和社会资本的投入应占到一半以上;对于成长期的企业和成熟期的企业，政府的投入应大大减少，主要是社会资本介入，但政府应加大对新产品的采购力度，加快产业联动发展，这也是政策支持的着力点。转型需要付出成本，必须构建好投入产出体系，以顺利渡过阵痛期。
五、产值增长转价值提升——转型。产值增长是指一个经济体(区域、组织、行业或企业)在静态条件下按照既定增长路径而出现的产品与服务的数量型增长，其增长途径基本上依靠各类要素的大量投入。其中，主要是资本等要素投入，短期增长效应明显，因此比较受到地方政府的青睐。而价值驱动是一个经济体在动态条件下以价值增值形态出现的质量全面提升，其增长途径是依靠知识与技术创新推动。价值驱动型模式表现为4种方式：技术领先型、品牌主导型(品牌名称与品牌标志)、人才保障型、知识管理型。科技型中小企业可以选择各自的优势特色发展成长，政府则以价值驱动模式为追求目标，实现区域发展动能的新提升，最终从产值增长型模式向价值驱动型模式转型。
如何帮助
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壮大
既然科技型中小企业如此重要，我们没有理由不突出抓好这类企业。国家高新区要根据各自实际，规划科技型中小企业路线图，尽全力帮助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壮大。
一方面，科技型中小企业自身要寻求发展的新动力，实现企业自身价值的创新提升。
另一方面，政府要明确创新发展的路线图，坚持以科技型中小企业为发展主线，从企业成长的特色空间、有效工具、外部环境等方面实施有效抓手，内外协同、上下联动促进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壮大。具体而言，要抓好“六个成长”。
一、空间成长——“存量转换+增量创新”。空间本质上一种经济性稀缺资源，处于大都市的国家高新区尤为如此。这就要求在创新驱动发展的国家战略下，积极用要好国家级品牌、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改革试验田等资源，按照各类功能区的空间特色进行产业规划布局，从而使得科技型中小企业有发展的空间载体。例如广州开发区，明确未来发展产业空间，突出六大创新型产业、实施八大专业化产业园区，从传统的产值增长型工业园区向知识密集型、价值驱动型创新园区转型。即对传统存量园区进行改造升级，大力推动高端化、服务化、总部化策略;对新增园区及产业项目实行高起点、高标准建设，以增量项目切入全球价值链中，使得科技型中小企业有良好的产业空间载体。
二、自我成长——“内部积累+企业家治理”。这主要激发科技型中小企业创新内部治理结构，开创全新的企业成长发展模式。
一方面，依靠自身资源进行积累，用好用活科学家、内部技术人员等各类人才资源，发挥技术创新的内生优势作用。
另一方面，引进职业企业家、职业经理人进行专业化的运营治理，实现两者相得益彰、协作发展。在实践中我们往往看到，术业有专攻，科学家不是企业家，企业家也不是科学家，两者兼备并不多见，单一运行必然面临巨大的运营风险。
三、互助成长——“并购提升+联动发展”。企业除了实现内部积累成长，大力开展并购及联动也是成长的途径。在实际操作中，企业可以形成产业链联盟，打造有竞争力的产业链，通过与合作伙伴的协同发展，更好地规避企业成长过程中面临的市场、技术创新、财务及人力资源风险;企业也可以建立同业联盟，在联动中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双赢驱动;企业还可以建立生态系统，建立才垂直型、水平型合作关系，确立良好的供应链、销售链、市场中介链等营商生态系统。
四、开放成长——“特色品牌+全球链接”。在开放成长中，要求企业具备良好的开放式创新素质，整合自身及他方品牌资源，延伸创新链条;同时也要求政府集聚全球创新资源，按照各个开发区、高新区的特色定位，对接全球先进地区的创新资源、创新项目，通过嫁接来实现自身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提升。把在发展外向型经济中所形成的人才、资本、管理和市场优势，转化为促进自主创新的优势。例如，广州开发区与新加坡合作建设中新广州知识城，建设知识经济发展高地;与欧盟国家在技术创新、产业转型、新能源等方面的合作，成为全国首家中欧区域政策合作试点区;与以色列的高技术产业合作，成为国家首批中以高技术产业合作重点区域。
五、加速成长——“科技金融+风险投资”。政府在组织创新环境优化、条件便利方面天然负有重大责任，对于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尤其重要。
一方面，要狠抓创新型科技金融。国家高新区有必要打造高素质、高水平的科技金融体系，实施“科技产业+金融驱动”计划，用金融的手段做大做强中小企业。大力推动信用体系建设，发展科技保险、区块链平台等。
另一方面，狠抓特色型风险投资。要打造有特色的风险投资体系，主导、引领各类风投机构发展，造就硅谷一样的风投环境。例如，深圳早在2014年就制定了“科技型中小企业成长路线图计划2.0”，坚持市场化导向、全链条服务、全过程跟踪、分阶段推进的原则，成功建立了全国性、公益性、开放性、线上线下服务相结合的“双创”金融投资服务平台。截至2017年年底，科技部火炬中心与深圳证券交易所共建的中国高新区科技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已覆盖15个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66家国家高新区、22家股权交易中心，聚集了全国各地2500家科技型创新创业企业和3000多家VC/PE、上市公司等投资机构的8000多位专业投资人。
六、保障成长——“政策创新+科技保姆”。政府在组织创新发展的政策服务体系中更是责无旁贷。
一方面，要狠抓产业政策创新。2017年，广州开发区经陆续出台“黄金10条”“美玉10条”“风险投资10条”，对科技型中小企业而言是巨大的福音，有利于推动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快速发展。
另一方面，要狠抓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这对处于孵化期及初创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尤其重要。同时，要促使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成果转让、市场交易。在此方面，广州开发区已经率先行动，被确立为国家知识产权保护与运用综合试验区。
与此同时，要狠抓科技服务创新。科技保姆式的服务是许多国家高新区的创造，在实践中显现巨大能量。例如，深圳创投联盟的成立，更好地解决创投机构普遍面临的项目来源不足、退出渠道不畅、投后管理能力欠缺等问题，围绕创投募、投、管、退业务链条提供实质性的增值服务，切实解决其共性的业务需求，提升服务科技创新型企业的水平。科技服务本身还是一个潜力巨大的服务型产业，通过服务科技型中小企业，科技服务业必将迎来新的发展天地，这是一个多赢的发展格局。
(责任编辑：韩梦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