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强“双创”人才培养高校要下硬功夫
本报记者 崔彩凤报道
当今，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蓬勃发展，“有志青年当创业”成为不少优秀青年人才的座右铭。
高校是创新创业的重要发源地，为社会创新创业提供技术和人才支撑。因此，如何做好人才培养工作，输出更多的优秀科技人才成为高校必须思考的课题。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多位代表建议高校开展并增强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提高大学生独立创业能力。
陈乃科：把创新型人才培养放在首位
“人才是创新创业的第一要素。但是，长期以来，我国高校培养人才体系缺乏专业型、层次性，特别是高素质、综合性、复合型人才更为紧缺，由此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局面：高校培养的人才，企业不需要;而企业需要的人才，高校又培养不出来。”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侨联副主席、国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乃科表示，虽然创新、创业被不断写入高校的专业课程中，但由于高校及教师缺乏必要的创新创业知识，无法将创新创业教育真正融入到人才培养体系，加之师资队伍缺乏创新创业的实践经验，致使高校毕业生的创业能力不足，不具备独立创业或参与企业创新创业的能力。
陈乃科建议，加强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从我国的人才培养体系来看，各行各业的人才培养大部分要通过高校来完成。针对目前我国高校的人才培养现状，首先要坚持‘以人为本’的人才培养观念，把培养创新型人才摆在高校教育工作的首要位置，在重点高校开展试点，从强化创新创业意识、提高创新创业知识和技能入手，将创新创业教育深度融合专业教育、实验实践教育，以及企业、行业、社会发展，构建创新创业人才协同培养新模式，不断增强高校毕业生的综合素质，为数字经济时代中小企业的创新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支撑。”
沈满洪：有针对性地分类培养创新型人才
“高校的功能首先是人才培养，尤其是创新创业人才的培养。”全国人大代表、宁波大学校长沈满洪表示，“对于大学生创新创业教育，社会上有不同的声音，有一种声音认为，大学不应该强调大学生创业。对于这一观点，我持否定意见。”在沈满洪看来，“企业家精神有两条：创新精神与冒险精神。年轻人是最有冒险精神的群体，跌倒了可以再爬起来，失败了可以重新再来。”
“虽然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毕业生都去创业，但是倡导一部分毕业生去创业，完全可行。”沈满洪说。
“宁波大学人才培养目标是多类型的。对于一流学科的学生群体，按照拔尖创新人才进行培养，‘就是培养科学家’;对于创新创业学院的学生群体，专门开小灶，将其重点培养成企业家;其他群体则培养成复合型人才，满足各行各业对于高端人才的需求。”沈满洪表示，“衡量一所大学是不是一流大学，最终还是要看其所培养的毕业生在社会上所发挥的作用。因此，加强人才培养是高校一个根本性的任务。”
林毅：设立“双创”基地，增强创业实践教育
在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金华市副市长林毅看来，推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新时代国家作出的重大战略，是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载体，是培育新模式新业态、打造经济发展新动能的有效举措。“未来一段时期，进一步推动‘双创’发展，依靠创新创业发现和培育新的需求，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仍是主动适应和引领经济新常态的重要着力点。不过，目前‘双创’工作还存在区域发展不平衡、创业成功率较低等问题。”林毅说。
林毅建议，高校要进一步加强创业创新教育，将创业实践作为大学生专业教学和实习的重要内容，认真组织大学生参加创业实践，加强创业实践的过程管理，对创业实践在时间、经费上给予相应保障，并将创业指导工作纳入高校老师的职称评审指标体系。
同时，要在全国改革开放典型地区设立国家级的大学生“双创”基地，鼓励引导大学生到基地开展创业实践，帮助大学生进一步了解改革开放历程、成果，深入分析典型地区的成功发展之路，并利用这些地区的发展特点和优势，推动大学生成功创业。
林毅建议，要加大对中小城市“双创”人才本地化培养的支持力度。在高校、科研院所资源配置上向经济较为发达、“双创”氛围浓厚的中小城市倾斜，鼓励和引导高校在中小城市设立分校，在专业设置上紧贴当地产业发展需求，为中小城市的产业转型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
破除藩篱 将海外人才引进来、留下来
本报记者 崔彩凤报道
海外人才和留学归国人员是我国科技创新队伍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数次提及过去5年海归、海外来华人员所做的贡献。这让作为科技企业海归人才代表的全国人大代表、贝达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丁列明甚感温暖。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打造‘双创’升级版”“加大高技能人才激励，鼓励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拓宽外国人才来华绿色通道。”对此，丁列明表示，期盼进一步完善优化人才发展环境，为海外人才在国内创新创业免去后顾之忧。
科技创新提速海外人才功不可没
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要跑出中国创新的“加速度”，人才是核心关键。
过去5年中，我国科技进步贡献率由52.2%提高到57.5%。科技创新能力显著增强，发明专利申请受理跃居世界首位并保持领先地位，其中海外留学人才为此做了出积极贡献。
数据显示，中央“千人计划”专家创办的企业已有73家挂牌上市。在载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计算机、北斗卫星导航、“蛟龙”系列深海潜水器等战略高技术突破背后，都有留学归国人才的身影。
目前，海外留学人才已经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创业大潮的一支重要力量。海外留学人才作为知识技术转移的人才力量，正逐渐成为我国学术发展与科技创新的生力军、高新技术发展的推动者。据不完全统计，我国70%以上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校长、80%以上的两院院士都有海外学习或工作经历。中央“千人计划”分13批引进人才7000余名，绝大多数来自美欧等科教发达国家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和跨国企业，包括6名诺贝尔奖得主、80余名美欧等发达国家科学院、工程院等机构的院士。
近年来，我国不断出台政策，大力引进海外优秀人才。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09-2015年我国人才引进总数达4.4万人。截至2016年年底，全国已有留学人员创业园321个，6.7万名留学人才在创业园进行创业。
优化政策环境使将人才引进来、留得下
丁列明表示，在人才引进过程中，由于很多海外人才持有外国护照，其在国内享受国民待遇过程中还存在一些困难，如住房、子女教育等。“建议进一步优化海归人才在国内居留、医疗、生活、子女教育等方面的配套政策，适当增加中央‘千人计划’等人才评选名额。”丁列明说。
作为国内创业型企业的典型代表，全国人大代表、贵阳货车帮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首席执行官罗鹏建议，要完善外来人才的配套政策。他表示，出于企业快速发展的需要，货车帮引进的几乎全部是全球顶级人才。之前，为了吸引更多的人才到贵州，货车帮把研发中心放在贵阳，并派遣了143名研发人员。一年之后，留下的研发人员不到两位数。在追访中得知，只感受到企业的关怀，享受不到当地政策带来的便利，是这些科研人员离开的主要原因。“如何才能使这些高技术人才主动愿意留下来，开展工作，是政府部门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要进一步优化外国人士创业创新环境。”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金华市副市长林毅表示，随着“一带一路”建设不断深入，国际交流日益密切，越来越多的国外人才选择前来创业创新。“建议适当放宽‘一带一路’节点城市外国人来华创业创新的入境、就业、居留许可条件，进一步畅通来华创业渠道。”
放宽海外人才就业创业限制
除了优化政策环境，让海外人才在华享受就业、居住等政策福利外，代表们还建议进一步完善海外人才来华创业的准入政策。
全国人大代表、浙江省侨联副主席、国和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陈乃科表示，我国一些行业政策在开放性方面，还存在忽视海外留学归国人员创业身份的特殊性。“许多海外留学人员在回国创业前已取得外国国籍，这使得其在创业中只能注册外资企业身份。尽管这些年国家大力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和对象限制，但在一些细分领域、敏感性产业领域仍然对产品来源设置了诸多限制。因此，许多留创企业要么通过控股国内企业，要么借助国内企业的‘壳’，‘曲折’参与竞标，既浪费了留创人员大量资源，也使其企业运作遗留诸多商业风险。”
陈乃科建议，重视创业环境公平性建设，逐步放开外籍海归人才就业创业限制。“在现有工作基础上，进一步修订《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及相关政策法规，放宽细分领域外资准入限制，尤其要针对海归留创人员服务业创业比重增加的趋势，重点放宽金融证券、保险期货、会计审计、建筑设计、评级服务等领域外资准入限制。更加深化公平公正营商环境，在优惠政策享受上努力实现同等适用，在政府及各类采购中努力实现在我国境内生产的产品一视同仁、平等对待。同时，要更加关注非高层次海归创业支持，将其纳入‘大学生创业计划’，放宽留学生留创园入驻条件，为新生代海归创业提供更好服务‘温床’。”陈乃科说。
在罗鹏看来，在人才引进过程中，还应该改进现有的人才评价标准。“目前，全国各地的人才政策，基本是将学历、职称作为人才评定的核心标准。因此，市场经济中大量的人才不能被企业所吸收。例如，一些大型科技企业的技术人员大学毕业之后就在企业就职，没有高学历、没有高职称，但都是不可多得的优秀人才。这些人才在被其他地区或企业吸收的过程中，却由于当地人才评价的限制，享受不到优秀人才应有的待遇。建议修改现有的人才评价标准，考虑把人才给予当地的回报作为人才评价的一个标准。”罗鹏说。
发挥企业优势 加速培养创新人才
本报记者 罗晓燕报道
科技创新是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创新型企业和科技人才则是其中的主力军。“目前，国有高科技企业正面临着高精尖人才引不进、留不住的问题，长此以往将对国家创新型企业建设产生重大影响。”日前，在全国政协科协界别小组讨论上，全国政协委员、大唐电信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童国华有些担忧地说。
童国华认为，这一问题的症结在于国有高科技企业收入分配和激励体系与充分的市场经济要求不相适应。“与传统国有企业不同，高科技企业最大的特点是围绕‘人’，人才是高科技企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面对的重要课题，因此要在人才的激励机制方面下更大的力气。”
“目前，青年科技人才已经成为了企业科研主力军和生力军。”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原院长李洪也有类似看法。据了解，李洪所在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中国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35岁以下青年科技人才占55%。近两年来，科技人才流失比例小幅上升，流失人才中，大部分是35岁以下的科研骨干人才。
李洪表示，由于国防科技企业的特殊性，除了企业自身进行体制机制的改革，还需要国家和地方政策的支持。“针对北京等一线城市的高科技企业人才吸引力下降的问题，希望国家能在政策上提供支持，比如在保障性住房建设上给予政策支持。”
据李洪介绍，在人才激励方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推行科技成果转化机制，加大分红激励推广力度。其中，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一院每年拿出工资总额的3%，用于奖励对作出贡献的科技骨干人员，并在智能技术领域打造‘大道公司’的平台，实施中长期激励项目，为科技骨干人才提供了创业创新的军民融合产业平台。在培养科技领军人才和青年科技人才方面，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提出把科技人才发展提升到战略高度，策划实施了青年拔尖人才支持计划，选拔35岁以下的高潜质人才，设置人才津贴，规划职业发展，加速人才成长成才。
“相较于高校和科研机构，很多企业在青年科技人才培养方面还存在严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在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院长张红文看来，建设科技强国、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亟待发挥企业在科学、技术、应用上的“直通车”优势，加速培养更多领军型、复合型、创新型青年科技人才。
张红文在调研中发现，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对青年科技人才重要战略意义认识不够;核心学科建设相对滞后，缺乏相应政策支持，不利于高水平领军人才的成长;缺乏针对企业的专项人才培养计划，评价体系偏向论文，不利于人才脱颖而出。
“打造一支国际水平的青年科技人才队伍不仅是我国企业转型发展的根本需求，也是科技强国、制造强国的迫切需求。”张红文呼吁，要加强党对企业青年科技人才队伍建设的领导，持续完善体制机制，打造平台拓宽渠道，形成更加有利于人才成长成才的良好环境，更广泛地汇聚青年才智;鼓励企业开展基础性、前沿性科学技术研究和学科建设，在有实力的企业中恢复博士和硕士学位授予点的增设工作;参照“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等成功模式，在企业设立专项培养奖励计划;在全社会特别是青少年中进一步形成热爱科学、崇尚科学的氛围，吸引更多青年才俊投身企业的创新创业中。
加大对西部引进人才支持力度
本报记者 罗晓燕报道
“以前说孔雀东南飞，尚且‘五里一徘徊’。如今，西部地区的不少优秀人才‘东南飞’，却难有留恋之意。”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厅厅长孙俊青在科协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如是说。
“西部地区不仅人才引进难，稳定现有人才的形势也非常严峻。”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蔡晓红在谈到西部人才问题时坦言，有人做过统计，如果以西部地区某单位流失的人才组建一个新的单位，其整体实力远远强于现单位。“目前，西部地区多个单位都存在类似情况，流失人才之多，涉及面之广，层次之高，触目惊心。”
蔡晓红表示，在西部地区外流的人才中，具有专业技术职称的和技术专长的占据绝大多数，且流失人才大多为25-45岁，且多数为科技人才队伍中最为重要的中坚力量。“西部地区人才流失的根本原因在于发展相对落后、工资待遇偏低。同时，西部地区争取国家项目难度大，地方财政困难，地方项目的支持力度小，产业配套乏力。另外，西部科研单位整体科研经费严重不足，教育、科研、推广及科研服务等条件差，制约了科研人才的充分发挥，加之生活保障条件差，影响了科研人员子女的上学和就业。与此相比，经济发达地区社会发展水平高，专业技术人才收入高，项目经费充足，工作条件好，科研人员子女上学就业好，可以让科研人员更好地实现自我价值，这些都导致了西部地区大量科研人才外流。”蔡晓红说。
“长期以来，东部地区人才聚集度高，东中西部人才分布极不均衡。”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石碧在科技界别联组会议上表示，东中西部人才分布极不均衡，已经成为影响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战略实施的瓶颈之一。
“这种差距还在进一步加剧。”石碧说。近5年来，我国共产生两院院士、“杰青”、“优青”、长江学者、“青年千人”等5类高层次人才共6372人。其中，北京1858人，占全国比重近30%，约为排在最后的25个省份的总和;排名前四位的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则占了总数的60%左右。
“这种人才分布的极不均衡及不断加剧，对我国全面推进经济和社会建设的不利影响不言而喻。”在石碧看来，“尽管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环境和条件存在差距，但不至于产生如此大的人才分布差距。之所以会出现该局面，一方面是历史原因，另一方面是在不公平的基础上竞争的结果。”
对此，孙俊青也有类似看法。“近年来，内蒙古自治区深入实施人才强区战略，科技实力有明显提升，但与我国科技蓬勃发展大势相比，与发达地区人才集聚态势相比，人才匮乏问题仍然十分突出。”孙俊青说。
孙俊青认为，当前西部地区人才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一是科技创新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分布不合理。以内蒙古自治区为例，2016年，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数达到8327万人，而内蒙古仅拥有9.73万人，科技人才量不足质不高，制约了科技创新事业的发展和自主创新能力的提高。二是科技投入整体不足，人才集聚效益薄弱。“科技投入比重偏低、创新主体热情不足、科研人员研发水平和质量亟待提高、高层次人才短缺、培养供给能力弱、产业平台对人才承载能力不足等问题是制约西部地区发展的主要因素。相对西部地区，发达地区对人才更具虹吸效应，西部地区在人才抢夺战中往往处于劣势，本地人才流失现象也十分严重。”三是人才流通渠道不畅，政策环境仍需进一步优化。“2017年，内蒙古出台了一系列吸引人才的政策，但是同样的政策在发达地区更能出的起，没有吸引优势。”
“西部地区在吸引人才方面，不能等、靠、要。”孙俊青建议，一是内生发展增动力。西部地区要在激发内生动力、重视培养人才上下功夫，要在解决问题上拿出一些实实在在的举措。二是借势搭台聚合力。希望国家能通过重大项目、实施国家创新平台建设、人才托举培养计划等，包括一些大的科研院所、先进地区对口支持建立稳定长效的机制，帮助西部地区更好地发展。“西部地区既要借助高效机制调节调控，也要通过自身在产业转型升级、科研项目引导、平台载体凝聚、科技成果转化、培育新动能、新产业、新增长等方面落实好人才政策，让高层次人才走进来，本土人才强起来。”三是人才流动添活力。无论是从国家层面，还是地方层面，都要优化政策、优化环境，将提高待遇和人才贡献结合起来，价值的实现和国家发展结合起来，“让科技人才真正实现名利双收，从而解决地区人才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